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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剛畢業(yè)半年的北京某公司員工戴海飛利用公司設(shè)計創(chuàng)意，用竹子造出一座“蛋形”小屋作為蝸居。該小屋利用竹條、釘子等制成。材料總成本6427元。蝸居裝有輪子可以挪動，一度曾遭物業(yè)驅(qū)趕，如今放在單位樓下。（12月2日《山東商報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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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寧愿從象征意義上打量這位青年創(chuàng)造的杰作。這個剛剛大學(xué)畢業(yè)步入社會的小伙子，實際上是一個群體的典型代表。他們有活力，有熱情，有干勁，像“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”，但理想很豐滿，現(xiàn)實很骨感。他們在這個城市日夜奔忙，卻很難找到自己的棲身之地。他們難以獲得成就感，甚至難以獲得認(rèn)同感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們完全有理由把“蛋形蝸居”視為當(dāng)代青年表達(dá)感受、感情與感悟的行為藝術(shù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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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蛋形蝸居”象征著艱辛的命運。他們懷著創(chuàng)業(yè)的夢想來到城市，沒有原始積累，不得不白手起家。他們白天在工作崗位上揮汗如雨，夜晚拖著疲憊的身軀穿過萬家燈火的城市，很想美美的睡上一覺，卻發(fā)現(xiàn)自己一直是城市的過客，而不是歸人。但蛋形蝸居又象征著不屈的精神。沒有一只高翔的小鳥不是從蛋中孵化而出。這個群體夢想用雙手改變著命運，希冀“提著今日種種千辛萬苦，為明天換一些美滿和幸福”。他們的字典里永遠(yuǎn)寫著奮斗，奮斗，奮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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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他們的父輩的故事中，確實有很多依靠奮斗改變命運的傳奇。他們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，成為父母眼中的英雄。但是，他們很快發(fā)現(xiàn)那種依靠拼命工作改變命運的愿望其實只是幻影。報道中的小戴就表示，父母年紀(jì)大了，卻仍然在奔波，希望給他存錢娶媳婦，“他們不知道以他們的工資水平，在北京買套房需要工作兩三百年”。房子，事業(yè)，家，每一個名詞都是一種沉重的負(fù)擔(dān)，直到把青春壓得喘不過氣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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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能不說畸高的房價不僅嚴(yán)重影響了國民經(jīng)濟的健康，也無情地澆滅了一代青年的夢想。試想，如果一套房子就足以讓一個青年為之奮斗終生，那么，青春時期的豪情壯志將最終異化為一套房子。房子成為青年一代的最高理想，民族的精神怎能不矮化，祖國的未來又怎能不讓人憂慮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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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從“蛋形蝸居”我想到了流行一時的《春天里》。這首深深感動著70后、80后的歌曲，歌詞中“沒有信用卡沒有她”、“沒有24小時熱水的家”，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”，表達(dá)的是一代青年的焦慮，折射的是一個時代的病灶。因為沒有一個公平的起點，這些來自底層的青年不得不懷著深深的挫折感、相對剝奪感和自卑感投入人生的奮斗歷程。如果沒有社會的關(guān)愛，如果不通過制度革新為青年人的個人奮斗提供一條光明的通道，那么，如此揪心的歌詞很可能成為他們青春的旁證——“在這陽光明媚的春天里，我的眼淚忍不住的流淌……”